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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传承的重镇:古代北京书院

2014-06-23来源:北京日报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以藏书、供祭和讲学“三大事业”,对我国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文教传承的重镇,北京古代书院起源较早,在历经唐末五代至清代末年战火淬炼与和平温煦,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走过了千年。伴随清朝末年西风东渐之风催促下书院改为学堂,北京古代书院也画上了浓重的句点,然而它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却永不泯灭。

古代北京书院始于五代后梁,经历了南宋和明代的鼎盛时期,到清末新政退出历史舞台

主持人:首先请给我们讲讲北京书院的发展历史。

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书院历史悠久,窦氏书院是北京地区第一所书院,产生于五代后梁时期。窦氏书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市昌平区,为窦禹钧所建,藏书丰富,经费充足,延儒聘师,是一所藏书和讲学功能完备的书院。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处于契丹族和女真族统治之下,政局动荡不安,文教事业衰落。尤其是少数民族对于教育不够重视,伴随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儒家文化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严重冲击,文化教育迟滞不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辽金时期文教事业的衰落为元代书院重焕生机创造了孕育复兴的空间,在沉寂了两个朝代之后,北京地区书院在元代获得了发展,先后出现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文靖书院和韩祥书院,其中以太极书院最负盛名。

明代是我国书院发展除南宋外的又一繁盛时期。在明初百年沉寂之后,明中期王阳明、湛若水学说兴起,书院重新发展起来。明代北京地区有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首善书院等8所。

清朝顺治时期,出于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考虑,对书院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雍正时期采取鼓励书院发展的政策,书院迅速达到第一次繁盛期,太平天国运动后是清代书院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和全国书院发展同步,北京书院在清代达到了数量上的鼎盛,共12所,其中金台书院在全国很有影响。到清朝后期,受西学东渐影响,清朝书院课程增加了西学内容。经过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于是,存在了千余年的书院退出历史。

凡有书院,必有藏书,北京书院重视藏书,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藏书借阅制度

主持人:书院与书密不可分,书院藏书在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北京的书院藏书情况如何?

赵连稳: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描述为,“院者,垣也”,意指书院是一圈矮墙围绕起来的藏书之所,类似于现代的图书馆。藏书是我国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凡有书院,必有藏书。书院藏书也是我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类型之一,它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并称古代藏书四大支柱。古代书院放置图书的地方叫藏书楼,藏书楼是书院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甚至常常是惟一较高的楼阁,大都建在中轴线或讲堂之后突出位置,可见书院十分重视藏书楼建设。书院藏书楼名称很多,有的称楼,如藏书楼、御书楼;有的称阁,如藏经阁、尊经阁;有的称堂,如学古堂、五经堂;有的叫馆,如博文馆、物斋馆。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大多为书院师生和地方读书人。

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数量不等。窦氏书院、太极书院藏书较多达到几千卷,大都建有藏书楼;近光书院建有“藏经阁三楹”;冠山书院“东西置书室”,白檀书院“建尊经阁五楹,以贮书”。书院藏书来源大致上有购置、赐书、出版和搜集几个途径,其中购置是其主要渠道。书院一般都会拿出相当部分经费购买书籍,如窦氏书院、云峰书院和燕平书院等。清代很多省级书院都享受皇帝赐书的待遇,金台书院作为北京唯一省级书院,得到皇帝赐予的《淳化阁法帖》。北京古代书院书籍出版形式多样,既有刻板印刷,也有壁刻和手抄,太极书院、潞河书院、首善书院、燕平书院和金台书院等均有过书籍出版。为增加藏书,顺天府尹周家楣请示光绪皇帝,要求批准向江南图书出版业发达的省份征集图书,希望南方各省长官在属地的书局出版的图书中,每书“检备一部”送给金台书院,以为诸生学习之用,光绪皇帝给予批准。

方彪(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古代书院也有一整套完备的藏书借阅制度,从借阅手续、期限、册数、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规定。书院购买图书后,首先登录详细注明图书来源,如属官员捐献则注明某官捐献,绅士捐献则示某地某先生捐,购来之书则注明日期及卷册数。登录完毕后加盖大印,然后分类上架,交予“董事”管理,任何人不得将书籍借出。“斋夫”和“看役”等负责日常管理,每日要开窗通风,打扫卫生;每月还给书橱通风数次;每年夏季最炎热的时候,都要将书籍暴晒一次。发现图书残缺要随时修理,如无为而任其散失,一旦查出则令“董事”赔偿。如有人私自携带出去,“董事”查出后将禀告知州追回,并进行惩罚。

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在书院再现,祭祀也成为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重要功能

主持人: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否结合古代北京书院,举例谈谈书院祭祀的目的和意义?

赵连稳:书院祭祀源于古代学校祭祀圣哲与先贤的典礼——释奠与释菜。书院通过祭祀唤起诸生对先圣先贤的敬仰之情,是对诸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生徒心中树立起典范人物形象,知礼仪、明廉耻。古代书院几乎都设有祀祠、祀像和牌位(木主),供祀先圣、先贤和先师,一般设在书院祠堂。北京古代书院都有祭祀活动,但祭祀对象不统一,各自依情况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祭祀理学大师。太极书院在祠堂中祀着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等人作为祔祭和配享,每年按时祭祀。房山县文靖书院则供祀当地元代著名理学家刘因。

二是祭祀先圣先哲。书院对先圣先哲同样推崇备至,建立伊始就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通州的通惠书院,每年按时祭祀先哲,以启发诸生效法先哲,体现了书院对儒学源流的尊崇。北京古代书院供祀孔子也很常见。明末北京的首善书院,供祀的就是孔子牌位。

三是祭祀乡里名宦。书院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也表现出尊敬。在世人眼里,哪个地方出了大官、好官,是很值得乡里百姓骄傲的事情,当地民众会供祀他以示尊敬,书院是一种恰当的选择。昌平的谏议书院供祀的就是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

四是供祀书院创办人。书院供祀书院创办人、各代山长及对书院发展有功之臣。如密云白檀书院,专门在西院建造三间房屋,作为祠堂,供祀创始人李宣范。

梁燕(北京联合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与官办学校相比较,北京书院祭祀,没有那么整齐划一,祭祀礼仪也比较简单,规模可大可小,比较灵活。祭祀时间一般是“春秋祭祀”和“朔望致祭”。供祀对象虽然比较多,但孔子和理学家是主要的。对于书院来说,祭祀活动是很庄重的事情,因此,书院对祭祀的规定也比较严密,包括祭期、主持人、主祭人、祭器和祭祀物品的选择、摆放,以及祭祀的程序等,一点也不能马虎。

书院讲授内容大多是伦理纲常,向世人讲明理学,灌输忠孝节义伦理道德,以培养和发现治国理政人才

主持人:顾名思义,书院是一个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北京古代书院在教书育人方面有什么特点?

方彪:书院教学内容以宋代为边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南宋以前是汉代董仲舒等人改造过的儒家经典;南宋以后则教授理学即新儒学。宋明理学大师朱熹和王阳明是后一时期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对宋明时期书院讲学内容有精辟论述。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将“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以这些儒家最基本的伦常来教育书院中的生徒。王阳明认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是明伦之学,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规范。书院讲学形式既有单个教师日常教学,也有与现在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相似的讲会。随着书院制度化推进,许多书院订立了讲规。

赵连稳:元明时期北京书院和科举联系不多,士大夫创办书院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太极书院以著名理学家赵复为主讲,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当时在书院听他讲课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理学大家,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人都对赵复执弟子礼。太极书院生徒选材有两个条件:一俊秀;二有识度。也就是要“才智出众”,“特别优异”,并且“腹有诗书”,“学识广博”。太极书院在北方出现有其重要历史意义,书院师生缝合了辽金时期北方儒学断层,有力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明代北京书院分为考课和讲会两类,书院教学内容仍然是理学。考课类如白檀书院,讲会类如叠翠书院、通惠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等。特别是首善书院虽遭阉党攻击存在时间短暂,却名噪一时、影响颇广。首善书院讲授内容都是理学,听众既有缙绅,又有百姓,目的是为了恢复封建伦理纲常。当时的明朝正值内外交困,首善书院创办人冯从吾认为时下最紧要的是向世人讲明理学,灌输忠孝节义伦理道德,如宋朝那样,培养出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文天祥之辈,以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势。

清朝时期,北京书院沦为士子科举附庸,生徒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尤以金台书院为盛,京外各省士子都来金台书院落脚学习,准备应试。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同治十三年(1874),金台书院应试士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王朝第101名状元,陆润庠后历任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担任宣统帝的师傅。光绪三年(1877)时,陆润庠题写“状元”匾额赠金台书院,此匾后来悬挂于金台书院垂花门内,故金台书院也称为“状元府”。

清代北京书院教学内容仍然是理学,受科举制度影响,其讲学内容集中在儒家经典、经史子集、制艺帖括方面。道光年间,一些官员已经看到科举制度对书院生徒的负面影响,劝告生徒不要拘泥于科考,要探寻理学奥秘,经世致用,如密云知县李宣范劝诫生徒不要拘泥于科考括帖之学,而应潜心理学,效法孔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书院名声越大,对山长的品学要求就越高,许多地方书院还要求山长具备进士出身的资格

主持人:书院“一把手”通常被称为“山长”,是怎么回事?

梁燕:古代大部分书院多建于山林之中,因此书院院长也称山长,这样一个极富山野气息的称谓。到了清代,乾隆皇帝觉得山长称谓显得少文化内涵,于是下令所有书院将山长改称院长。然而,“山长”称谓已渗入书院士子及百姓意识里,难以短期改变,一般情况下仍称山长,官方则同时以院长和山长相称。书院院长是主讲兼行政首脑,负责主持教务和课试及取舍诸生,同时还是书院最有学问的人。清代书院山长既有官府礼聘的,也有地方公众延聘的。书院名声越大,对山长的品学要求就越高。许多地方书院还要求山长具备进士出身的资格。

主持人: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山长应该算是“学术带头人”了吧?

方彪:清政府规定,“学行兼善”者,即举人或进士出身和品行高尚者才能担任书院院长,北京的书院院长任职资格和朝廷规定的大体相符。院长的职责要求院长必须住院,和诸生朝夕相处,早晚督促生徒学习,不可挂院长之名,不行院长之实。由于对山长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每年都要对其进行考核,使山长不敢怠慢,大都能够尽职尽责。北京书院有许多院长不仅符合任职资格,而且实际工作也相当出色。如金台书院院长、经学大师顾镇就十分称职,他进士出身,品性惇良,耿直朴素,诲人不倦,批改生徒作业,精益求精,一字不妥,也要缜密思考,认真推敲,不知疲倦,烛烬数升,以至于大口咳血。金台书院另一院长张集馨主讲金台书院期间,“敎士犹不倦云”,把金台书院诸生课艺编辑成《金台书院课士录全集》流传至今,给世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被称为诲人不倦的好山长。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王茂荫,咸丰三年(1853)后一段时间以养病侨居通州,任潞河书院院长,他一改院长不住院的做法,和诸生朝夕相处,对生徒循循善诱,对前来谒见的生徒,均教之以效法古人,读书立志,对于诸生试卷认真批改,诲人不倦,许多生徒中举,病愈要离开时仍然不忘教育诸生好好学习。

书院学习生徒,不仅不用交纳学杂费,还能每月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并且根据每月课考成绩给予优秀者一定数量奖金

主持人:必要的经费开支是书院正常运行的前提,古代学院存在办学经费困难的问题吗?

赵连稳:北京书院经费支出大致包括基本建设经费和日常经费两大类。书院基本建设经费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书院房舍的建造和修缮,首善书院由十三道御史集资180两银子建造而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道台李调元重修潞河书院,共筹措1100两银子,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潞河书院的院舍修建上。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从当地乡绅那里筹集了7500多两白银,其中1000多两银子用在了书院地基、房舍、围墙、教学器具购置上。二是书院藏书楼建设、购书、刻书和图书管理自然也要支付费用。

日常支出经费用来保障书院日常工作运转,包括书院教师和行政人员薪金,杂役工食钱、劳务费、生徒膏火银及办公经费等,其中山长束脩、生徒膏火银必不可少。清代北京书院院长每年薪金约有二至四百两银子,即使在书院日常办学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水平也大致相当。乾隆年间,通州潞河书院经费不足,全部依靠民间捐赠维持,每年500两日常经费中须支付院长的薪金就有300两。道光年间,缙山书院和燕平书院院长薪金,也都是每年纹银二百两。除了院长,有的书院还设置监院,即行政总管,地位仅仅次于院长,其薪金也是必须支出的。

清代北京书院学习的生徒,不仅不用交纳学杂费,还能每月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并且根据每月课考成绩给予优秀者一定数量奖金,这些费用统称“膏火银”,书院每年发放10个月膏火银。乾隆年间,潞河书院招收10名生徒,每人每月都能够享受1两5钱的定额膏火银作为津贴,相当于每月生活费。

书院要求人们关注国事,扶正社会风气,注重道德气节培养,要求人们知廉耻、讲气节、明是非

主持人:能否概括一下北京古代书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方彪:北京古代书院为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窦氏书院聘请文行之士为师授业,四方有志学者,听其自至。书院创立人窦禹钧5个儿子相继登科,得到“燕山窦氏五龙”的美誉,“五子登科”流传至今,宋代王应麟著《三字经》中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就记载了这段真实事迹。元代太极书院聘理学大师赵复为主讲,培养了许多理学后继名儒,包括许衡、刘因等名贤大儒。许衡后来任国子学祭酒、京兆提学,被尊称为“儒宗”、“儒师”,黄宗羲将北方的许衡、刘因和南方的吴澄一起誉为“三先生”,也有学者称许衡为“朱子之后一人”。清代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国家养士主要场所,清代北京书院对于人材培育贡献颇多,入学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鼎盛时期来金台书院学习的士人多达上千人,会试中进士者多达百人,“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

赵连稳:北京古代书院在传播理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学著名学者大多是书院院长或主讲,理学研究和讲授成为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书院教育成为理学传播发扬的重要途径。两宋时期,南北“声教不通”,北方虽然有二程理学残支余脉和朱熹理学零星传播,但总体上影响甚微。太极书院对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太极书院引进南方以义理解经的理学,打破了学术的南北地域壁垒。“太极”是北宋时期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理论的出发点,书院以此命名即彰显了其传授理学的宗旨,赵复则是将南方程朱理学系统地传播到北方的第一人。赵复主持太极书院期间,大力传授和播扬理学,士子纷纷向其求教,于是“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随着理学在北方传播,学术气氛开始活跃,南北学术交流频繁,更重要的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蒙古贵族统治方式逐渐转变,北方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北京的书院大都以程朱理学为教学内容,为科举服务,客观上起到了宣传理学的作用。

梁燕:北京古代书院在良好社会风气营造方面发挥了导向作用。明代首善书院办学宗旨是关注国事,扶正社会风气,注重道德气节培养,要求人们知廉耻、讲气节、明是非。邹元标和冯从吾不惧宦官淫威,与邪恶势力针锋相对。京师世人在听了首善书院冯从吾、邹元标讲学后,受其影响,“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有所转变。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痛定思痛后认为科教是落后的主要原因,于是变法维新,书院经历了大改制

主持人:维新变法后,书院被改制,学堂成了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的最终归属。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赵连稳: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举国震惊,痛定思痛后认为科技教育是落后的主要原因,于是变法维新开始。光绪二十一年(1895),顺天府尹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指出,中国虽有书院、义塾,但在八股、试帖、经义之外,“一无讲求”,西方国家,人材辈出,全在于广设学堂,请裁改书院,开设学堂,学习自然科学,首先把省会书院改制为学堂,数年以后,加以推广,再将府州县的书院改成学堂。

清末北京书院改制基本上和全国同步。北京书院改制起步最早的是缙山书院,早在光绪三年(1877),就将缙山书院改为单级学堂,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作文三方面教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更名为永宁高级小学堂,完成改制也最晚。清光绪二十年(1895),云峰书院已开始购置反映近代科学内容的新书,说明书院已经走上变革之途,但改制却比较落后,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改制为高等小学堂。金台书院在北京地区完成改制学堂最早,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四日,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选拔顺天府二十四州县生员40名进入学堂肄业,另设南方省份生源学额20名。燕平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学制3年,秀才出身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蓝枚为校长;延庆名人高自利、高撰春(又名高仲三,留日学生)改冠山书院为延庆高等小学堂,袁华林任堂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潞河书院为“通州官生小学堂”;密云知县陈雄藩等人改白檀书院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平谷知县张继信,以兴办学堂为大事,将近光书院改制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学董见之深等在卓秀书院基础上,改建为良乡县立高等小学堂。

梁燕:北京书院改制过程中,一批留日学生发挥了重大作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留学归来的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人担任云峰书院学董,他们废科举、办学堂,推动房山县革新运动,把云峰书院改组为高等小学堂。平谷知县张继信到任后,即着手书院改制,当地绅士踊跃捐款,对藏书楼、讲堂、左右房舍进行修复,又在讲堂西北的空地上修建起校舍,使之符合小学堂的规制,改制后的学堂校舍面貌一新。白檀书院改制时,也大量购置建材、书籍、仪器,修建学堂房舍。主持人:魏志奇

北京书院的历史鼎盛时期

北京书院在清代达到了数量上的鼎盛,散布于城区和周边地区,有城区的金台书院、房山的云峰书院、卓秀书院和义仓书院、昌平的燕平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顺义的蒙泉书院、平谷的近光书院(又名渔阳书院)、怀柔的温阳书院、密云的白檀书院、延庆的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等。

汇芳书院还原图。汇芳书院建成于乾隆七年(1742),宫门外檐悬挂乾隆御笔“汇芳书院”,院内建有抒藻轩、涵远斋、翠照轩等建筑。

清光绪《昌平州志》中“燕平书院”建筑图。燕平书院旧址在今北京昌平检察院内。元泰定二年(1325年),为祭祀唐朝谏议大夫刘蕡(今昌平西沙屯村人),在今辛店村建“谏议书院”。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州芮泰元在永安城内文庙(今昌平二中)西侧的校士馆重建,更名为“燕平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昌平州立高等小学堂。

《金台书院课士录》,(清)张集馨辑。金台书院,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立,其前身为“首善义学”,为北京著名书院之一。

主题链接

北京古代书院是如何命名的

第一,以书院地的山川名称命名。如通惠书院命名因为书院位于通惠河旁。

第二,以书院所在地名称命名。如首善书院即以书院位于首善之地北京而命名。

第三,以书院所在地美景命名。如金台书院之名借“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金台夕照”和“夕照寺”的“夕照”之意。

第四,以名人谥号命名。如马闻道书院,因其私谥为“闻道先生”而得名。

第五,以乡贤名宦的官职命名。如昌平谏议书院,书院创办人昌平驿官宫祺为纪念唐朝晚期舍命进谏的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而将书院命名为谏议书院。

第六,以理学重要范畴命名。如太极书院以“太极”命名,彰显其追其理学根源,道发端于“太极”,太极之名表明书院是学道之地。

北京古代书院经费从何而来

一是政府拨付。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各级政府可以动用“公银”资助书院。乾隆曾经把罚没资产直接拨给金台书院,左宗棠做两江总督时依照皇帝特批,拨四万两银子给金台书院。

二是官员捐资。明代通州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和双鹤书院分别由杨行中、马经纶和李三才个人出资创办。首善书院经费,史料明确记载由五厅十三道御史共同出资180两银子创办。

三是民间捐输。乾隆十一年,潞河书院大修时,当地周姓、刘姓和魏姓三绅士捐出大量资金。道光十三年,知县李宣范重修白檀书院,七千百姓踊跃捐款。

四是书院经营所得。燕平书院、冠山书院、缙山书院依靠出租学田、房屋和果园,来获得稳定收益。另外,书院还将所收租金连同现款,除留出当前需用者外,大部分交给当铺或商铺去做生意,以获得利息作为书院经费来源,即“发商生息”。 昇言辑自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北京书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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