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俑：古代族群融合的缩影

沿着丝绸之路，记者近日从新疆出发，到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进行了考察，发现很多地方都出土了相同的一种文物：胡俑。

这些胡俑深目高鼻，留着络腮胡子，身穿长袍，身体健壮，各种身份都有，一个个看上去充满了异域特征，又不失汉文化的韵味，让记者仿佛看到了远古时期族群融合的情景。那么，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在全国各地墓葬或城墙下都有胡俑出土？一串串问题，让记者禁不住想探究其中一二。

从乌鲁木齐市出发，记者第一站来到了位于河南省新安县境内的汉函谷关遗址，看到了从这处遗址及附近发掘出土的4件胡俑及一些彩绘骆驼。

这些胡俑非常漂亮，红、黄、绿的彩绘中，每个胡俑都是深眼窝，高鼻子，络腮胡子，头戴幞头，身穿翻领长袍，脚蹬长筒靴，仰头远视，双目圆睁。彩绘骆驼有的迈步前行，有的张嘴嘶鸣。仔细欣赏它们，记者仿佛看到一个个高大健壮的人，正牵着骆驼，行走在沙漠或戈壁滩上。

汉函谷关是汉朝开始设立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关隘，为什么这处遗址能出土胡俑？正当记者感到有些纳闷时，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所长王洪超为记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他告诉记者说：“从汉朝开始，从洛阳到长安再到西域，或从西域到长安再到洛阳，必须经过这个汉函谷关。而洛阳是多个朝代的都城，处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量的胡人从西域来洛阳、新安一带经商，甚至有的形成了胡人聚落，居住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出土胡俑，一点都不奇怪，”说完，他又补充说，“不信，你到洛阳市各个文物遗址去看一下，都有发掘出土的胡俑。”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洛阳市郊区的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果然，在巨大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从这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一是晚唐时期密集的人、动物的脚印和车辙印，另一个就是胡俑。接着，记者又来到洛阳博物馆，从洛阳市境内发掘出土的诸多胡俑都陈列在这里，各种身份的胡俑都有，比如文官俑、牵马牵驼俑、骑马俑、侍俑、商俑、乐舞俑等，这些胡俑不仅数量、品种多，而且制作精美、形象逼真，一个个仿佛从遥远的唐朝款款走来。

西安古称长安，在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陕西省境内文物遗址出土的胡俑，不但数量多，而且形象和姿态更为丰富。

说起陕西省境内出土的胡俑，乾陵博物馆原副馆长梁桂林回想起6年前，那次陕西省文物局在该馆主办的“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他的感觉就像开了一场“胡人奥运会”。他对记者说：“那次是陕西省第一次展出从本省境内出土的近120件胡俑，有商贾俑、文官武吏俑、牵驼驭马俑等，各种身份的胡俑、姿态各异，从他们生动的形象、动作、姿态和表情以及墓葬文化上，让人很容易想象出胡人在长安生活的生动场景。”

在甘肃省境内的诸多文物遗址、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胡人，让记者目不暇接。而新疆吐鲁番等地区出土的不少胡俑，与内地出土的胡俑一样，栩栩如生。据了解，山西、河北等省区也有胡俑出土。梁桂林说，目前我国各地出土的胡俑总数大约有700件，主要集中在唐朝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河流域。

诸多的胡俑，使记者产生了好奇：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在全国各地墓葬或城墙下都有出土？6月9日，记者采访了新疆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侯世新。

侯世新一直对胡人有研究，她对记者说：“胡俑是以胡人形象用陶或土烧制出来的偶人，被考古学家称为胡俑。胡人是中国古代汉人对北方和西方地区其他族群的统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胡人所指的范围也不同。先秦时期，指匈奴。汉晋时期，胡人的范围由北方逐渐扩大到西部地区，之后，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商业族群，沿着丝绸之路大批东移，从中亚、西亚地区到西域，然后再到中原地区，或从中原地区到中亚、西亚地区，充当商品贸易的中继者或向导，往来于丝绸之路。一路上，他们能吃苦，脑子活，善生存，不但频繁进行着东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还将东西方交融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传递到了每个地方。”新疆是胡人东迁第一站

胡俑，是模拟胡人的缩影。那么，真实的胡人，是怎样的一个族群？沿途是如何与当地人交往的？

侯世新认为，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汉朝时期，胡人在西域地区就留下了活动遗迹。隋唐时期，胡人的概念和内涵逐渐缩小，多指粟特胡人，也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一支商业族群。谈到粟特胡人，侯世新有些兴奋，她对记者说：“我把他们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

侯世新认为，粟特人在中国史记中，被称为粟特胡，现在也叫粟特胡人，是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其中之一。他们操着印欧语系的伊朗语，使用的文字是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称粟特文，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历史上的粟特胡人，曾属于康国，还属于过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等。据《隋书·西域传》记载：昭武九姓的康国，是粟特胡人建立的国家，在位于今天中亚地区古老的城市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以南。正是因为不断的易主，使这个族群在特殊的地域和环境中，形成了非凡的应变才能和超群的语言天赋，成为丝绸之路上一支非常活跃的商业族群。

“粟特胡人从中亚地区向东迁移，第一站就是今天的新疆各地，”侯世新说，“粟特胡人非常善于经商，脑子也很灵活，很有语言天赋，甚至有的人会说好几种语言。他们利用语言优势，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各种商业贸易，有的当翻译，有的当外交使节，更多的是当商人，来往于各国之间。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修驿站，开旅馆，除进行买卖交易外，还买卖人口，大量出土的文物表明，他们的经商意识强烈。”

“在吐鲁番市境内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诸多文书上，有不少的文字记载，粟特胡人组成人数不等的商业团队，从中亚、西亚地区来到新疆，并在这里形成了粟特胡人聚落，进行大量的商业买卖，还贩卖胡奴婢，给胡奴婢起汉族人名字，比如吉祥之类。”侯世新说。

“粟特胡人对土陶烧制工艺和雕塑艺术，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才能。1959年至1975年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进行了1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木雕胡俑和泥塑胡俑……结合上述所提调查材料，我们可以推断，粟特胡人进入西域，可能将其文化传统带入，影响了西域的文化艺术之风气。”侯世新在她的《文物所见西域粟特胡人有社会与文化风尚》一文这样写道。

而粟特胡人传播的摩尼教，在新疆境内的北庭故城遗址西大寺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上，记者和很多人一样，看到过真实、生动的形象遗存。

更重要的是，侯世新在研究位于新疆吐鲁番市境内的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时还发现，除了墓里放有波斯银币和莲花纹陶罐，其墓志铭文上，还写着墓主人生前在当地政府担任了一定的军政官职。这说明，定居在西域的粟特胡人还涉足了当地的政治和军事管理。这一观点，目前得到了全国历史和考古专家的认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

那么，粟特胡人到了中原地区，又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对中原地区带来了哪些影响？

据相关历史和考古资料显示，汉朝时期，粟特胡人已经开始进入黄河流域了。一直到隋唐时期，国内战乱平息后，大量的粟特胡人再次进入黄河流域，来往于河西、长安、洛阳、太原等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繁荣的中心城市，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长期居住在那里。

就是这些粟特胡人和其他的羌、鲜卑、波斯人等族群一起，将中亚和西亚地区大量的金银器、毛毡物、香料以及玻璃等奇珍异宝运输到了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漆器、铜器、铁器、纸、墨、茶叶等运销到了西方，使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商业贸易迅速发展了起来。

记者在位于洛阳市的龙门石窟墙壁上，看到了一处《北市香行社社人造像题记》，就是唐朝时期从事香料贸易的粟特胡人出资刻的。记者发现，在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敦煌莫高窟出土了大量文书和壁画，都在反映粟特胡人进行各种商业贸易的情景。其中，有一件文书，记载了一位居住在长安的粟特胡商，家财万贯，十分富裕。其家中的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的规模数量，可以和王室相比。新疆吐鲁番地区曾出土了大量文书，也都记载着粟特胡人进行买卖的详细描述，比如有契约、欠条等。其中有一件，还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汉人李绍谨和粟特胡人的一场商业官司。关于粟特胡人经商的文书和壁画，在敦煌、吐鲁番以及全国其它地方，发掘出土的也有很多，可见，当年粟特胡人进行商业贸易的足迹，遍布了中原地区。

然而，这些粟特胡人和其他族群所到之处，并非全都做生意，他们还将佛教、祆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伊斯兰教传入内地。记者在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看到大量壁画、石刻和泥刻人物，其动作、形态和服装，既有西方人的特征，又有汉人的特征，既有西方文化的特点，又有汉文化的特点，呈现着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其生动的文化融合形象，让人回味无穷。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赵静告诉记者，隋唐时期是我国文化最兴盛时期，大批的胡人来

到长安，使长安掀起一股“胡风”。

那时候，长安城有个“西市”，就是胡人商业交易最集中和繁华的市场，长安城里男男女女的汉人，曾一度流行穿窄袖、细腰身的胡服，吃胡饼，喝葡萄酒。在中国，人们至今称呼很多东西都有个“胡”字，比如胡麻、胡豆、胡桃、胡笳、胡琴包括胡子等。

那时候，朝廷里还专设了乐舞机构的“教坊”，创作乐舞，向全社会老百姓普及西域乐舞。同时，朝廷乐部确定的10部乐中，有7部来自于西域，比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那些胡人身穿大红袄、白裤子，脚穿皮鞋，随着节奏强、快速旋转跳起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每每舞动，都能以浓郁的异域情调和激情的舞姿，引来满堂喝彩，这在《新唐书·西域传》和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都有记载和生动形象的描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也遗存了很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是全国研究胡人、尤其是粟特胡人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在自己写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提出：“过去，国内对粟特胡人的研究，主要靠出土的胡俑、石窟壁画，以及从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和相关史料记载。其实，应当从粟特胡人的起源和历史背景开始研究。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汉文墓志，更容易判断粟特胡人的属性。”

荣新江认为，从《史射勿墓志》、《康婆墓志》、《康阿达墓志》等墓志上，可以看出粟特胡人原来对自己的出生地、姓名和属于哪国人，以及如何变成当地汉人，都是直接说出来的。慢慢地，他们融入了当地汉人生活后，连自己是哪国人也不提了。再后来，从《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安文光夫人康氏墓志》、《康志达墓志》、《何文哲墓志》等墓志上，显示出粟特胡人按汉人的方式，直接改姓改名了。《米继芬墓志》还表明，墓主人的父辈是唐朝的粟特米国使者，他将以使者之子的身份，忠于唐朝政府。甚至，有些墓志还写着胡人生前如何知书达礼、温文儒雅，好像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谦谦君子。

荣新江还认为，原来，粟特胡人的葬俗，主要是天葬、野葬、火葬等，后在中原地区变成了土葬。这种墓俗的变化，更是反映出粟特胡人已经融入了当地汉文化。

随之而来的是，粟特胡人普遍与汉人通婚，有许多粟特胡人都喜欢娶汉族女子为妻。比如焉耆龙氏家族就娶了不少汉族女子为妻，有龙义妻游氏、龙寿妻粟氏、龙睿妻张氏等。当大量粟特胡人开始有了汉人血统，便从肉体和精神上，与各地汉人融合在一起，便完全融入到黄河文明的洪流中去了。价值观一样是融合的基础

为什么粟特胡人能与中原地区汉人融为一体？对于这个现象，国内众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荣新江在他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这样写道：“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之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各地的情形也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地分析。我认为，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粟特胡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人为汉人之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胡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的毛阳光教授在他所写的《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黄河文明具有稳定性的特点，面对不同区域文明的挑战，尽管外在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黄河文明农耕文明的特性、儒道文化的内核始终岿然不动。西域文明中的争强好胜的冒险精神，重商好利的商业文化都在黄河文明的理性精神面前败下阵来。最终，那些高鼻深目的粟特胡人反倒成为知书达礼、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正是由于这些特性，黄河文明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包括西域胡人在内的大量异族。”

一直研究古代西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疆博物馆研究员吴艳春则认为：“古代时期，交通不便，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就是说，当胡人将那些各种新奇的珍宝和物品，从遥远的西方国家运输到中原地区时，一方面是当地人感觉非常新奇，发现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美妙世界，从心理上很快就能接受这些新鲜的东西。另一方面，胡人与汉人频繁的贸易来往，形成了彼此的利益关系。既然有了利益关系，相互之间就不能分得太清楚，慢慢地，彼此越走越近，直到融入了对方。”

“其实，不管古代时期的哪个族群，还是现代社会的哪个民族，人都有一种本性感应，那就是都能够分清善与恶、美与丑，都愿意去追求善和美。比方说，胡人传播的佛教音乐，给人一种空灵、幽静的美，让你很快能忘掉所有烦恼事。胡旋舞那种快速旋转的优美动作，让舞者达到高度的身心合一，是一种美的享受。当胡人将这种美好的东西呈现在汉人面前时，汉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喜欢它、崇尚它。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里，推崇尊老爱幼，善良忠义、淡泊名利等美德，胡人也在学习。因此，各族群或民族价值观应当一样，才能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