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是西周早期标准器。1963年出土于宝鸡贾村镇陈家后院，后被卖到废品收购站，1965年9月被宝鸡博物馆发现并收藏。最初被称作“饕餮纹青铜尊”，直至1975年调北京展览时，才被故宫的唐兰先生(有的说是马承源)发现了底部的铭文，从此便身价倍增，被定为国宝。因这件饕餮纹青铜尊的作者叫“何”，因此，这件青铜尊也就正式更名为“何尊”。它的发现印证了《史记》上关于周初营建洛邑的史实，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上的疑案。
何尊体呈椭圆方形，口圆而外侈，器腹四边透浇玲珑剔透的扉棱。口沿下饰蕉叶纹，扉棱置于叶中，叶面浮饰图案化的云纹，顶部饰以蚕纹，腹饰饕餮纹，饕餮大眉悬翘，巨目咧嘴。圈足亦饰大饕餮面，通体上下以细云雷纹衬底。造型浑厚凝重而又富丽华贵，为西周初期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内底有铭文122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通高39厘米、径28.6厘米，重14.6公斤。何尊为什么出现在贾村塬区
对于何尊这件国宝为什么能在贾村塬区被发现?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前往贾村，在陈家后院挖出何尊的地方进行了调查和钻探，但在其周围并没有发现有西周墓葬。因此只能按窖藏去考虑。为此，曾于1988年3月18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就其发现情况作了报导。尽管如此，这个“窖藏”依然谜团重重，一直困扰着我们对这个地区相关问题，诸如戴家弯墓地出土之青铜器与周公家族之关系的研究等等。鉴于此，我们放宽了调查的视野，从贾村塬区商末周初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和何尊铭文的内容入手，并联系戴家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对这件国宝的原始出土地作一蠡测。
贾村镇古称龙川镇，清代改名“假(贾)村”,位于贾村塬(亦称西平塬)的东北隅，距宝鸡市中心25华里。
贾村塬地势比较平坦，土质肥沃，村舍密集，分布着桥镇、贾村、蟠龙三个乡镇，是一个传奇而又神秘的地方。它东起汧河，与凤翔塬隔河相望;南依渭河，与秦岭对峙;西至金陵河，与陵塬为邻;北靠汧阳岭，与吴山相连，东西宽约15里，南北长约30里。人们常说其形状犹如一条巨龙，龙头就在这个塬西南部渭河北岸的蟠龙(又称蟠龙塬和蟠龙山)，龙尾就在这个塬北部紧靠山区的汧河西岸的龙尾村。实际上，自古以来，占卜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的，古代先民一直把这里当作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历史上这个塬上多出名门望族，明清名臣党崇雅就在其中。
贾村塬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其文化内涵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何尊在这里发现后，使这里更加显得扑朔迷离。多次文物普查表明，这里主要是以商周至秦汉的文化遗存为多，而又以商末周初和春秋两个时期最为突出。以贾村、桥镇为中心的塬区中央以及南塬坡下的斗鸡台(戴家弯)、东塬边的浮托和上官、西塬坡下的金河村石桥一带，都发现了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个塬区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然而，这一点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调查所需。在那个时候，方国林立，在这么个人文荟萃的宝地上，到底是谁在主宰沉浮?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思路的展开。
1969年，这个塬区的上官村出土了夨王簋等4件重要青铜器，1973年又发现了青铜器“夨王簋盖”;1983年浮托村还出土了青铜器“夨膡盨”。这些夨器有的时代较晚，和其他器物所反映出这个塬区的主体时代特征不太相符，但其在贾村塬的不断被发现，引起了史学界和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一部分学者经过对这些夨器的初步研究，认为汧河流域是夨国的封地，贾村塬一带应是西周时期夨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然而，“夨”这个学术问题比较复杂。它在出土的地域上，不光是宝鸡地区的扶风、岐山、凤翔、陇县等地有出土，而且远离汧河的河南洛阳，山西、江苏等地也都有出土。因为“夨”本来就有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一部分学者提出“夨”就是“虞”，夨国就是虞国，西周早期(康王)被改封到了江苏宜地。这似乎对历史的争论来了一个“圆满”。然而，一些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仍然坚持西周早期时的夨国不是虞国的前身，并认为，吴国是太伯奔吴后所建，早期(康王之前)还活动在陇县、吴山一带，被称为西吴;康王时被改封到了江苏宜地，后世称为南吴。再加上夨到底是姬姓还是姜姓的争论，就使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贾村塬区到底“姓夨”还是“姓虞
显然，贾村塬区在商末周初到底“姓夨”还是“姓虞(吴)”?夨到底是“姬姓国”还是“姜姓国”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
但是，商末周初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太伯奔荆蛮”事件，就是指太伯奔到了宝鸡地区的吴山一带，这一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而这个重大事件又与虞(吴国)密切关联，贾村塬又处在吴山的东南角下，在这个历史大背景和历史地理大环境中去思考上述问题，“夨”的姬姓观点和夨国就是吴国的观点应当作为对贾村塬区在商末周初文化属性上的基本估计。至于这个估计中的同姓称王问题，实际上，商末周初，这个问题并不像是有的学者所说的那么十分严格，也就是说，姬姓是可以称王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塬区的桥镇发现的西周早期的玉琮、玉璧、玉璋;灵陇村出土的西周早期的青铜簋、戈、矛以及南塬坡下的戴家弯墓地出土的大量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西塬坡下的金河石桥村出土的西周早期的青铜鼎簋;东塬边上的浮托村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夨膡和打击乐器石磬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周人留下来的，这些器物的时代和群体特征如此突出足以说明问题。至此，在商末周初，贾村塬区周人文化属性就很清楚了。何尊在此范围内被发现就不足为奇了。
何尊底部有铭文122个字。大意是说，成王继承王位不久，便开始营建成周，还按照武王的礼，举行福祭，祭祀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成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问天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下，完成使命，敬受享祀。王是有恭德，能够顺心的，教训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王的诰训讲完后，何被赏赐贝三十串，用来做□公的祭器。这时是成王五年。何尊铭文证实了武王克商后向天祭告以及营建洛邑成周的重大事件，这在学术上已无争论。这件器物是成王五年的器物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
但是因铭文末句“公”字前尚缺一字，此公到底是哪一位公?尚有不同看法。唐兰先生断其应是虢公，理由是宝鸡当时是虢的封地。马承源先生认为“何的父考公氏就是被祭的□公，曾跟随文王，是王室宗族，成王说他有勋劳于天，应该参加过克商的战争。”但这个“公到底是谁并未说出。”我们认为，这个公很有可能就是周公，它与斗鸡台墓地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同时。由此推断，这件尊应当出土于斗鸡台。
但是，如此重要的何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应该出土在斗鸡台戴家弯墓地，它却发现于戴家弯墓地以北十里的贾村。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一个清晰的轮廓便呈现在我们的脑际：贾村恐怕不是何尊的第一出土地。
何尊1965年9月进入宝鸡博物馆后，我们曾对其出土地的问题反复进行过实地调查，又和当地上了年纪且曾被党玉琨强迫去在斗鸡台盗掘文物的老人进行多次交谈。调查结果曾在1988年的《中国文物报》上刊登过。当时我们对何尊这样重要的文物独个出土在贾村陈家后院感到比较蹊跷———那里根本看不到墓葬和遗址的痕迹，若是窖藏，就何尊一件，在西周考古中极为罕见。但还没有和党玉琨在斗鸡台盗宝进行紧密联系。后来通过对斗鸡台出土文物的综合观察，一是发现这批青铜器的时代绝大部分在西周早期，和何尊所处时代一致;二是发现这批铜器等级较高，如铜禁等和王室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和何尊比较一致;三是这批铜器中有铭文的不但和周公、成王有关，而且还和何尊的情况相似。这便引起了我们对何尊出土地的怀疑。何尊是否就是斗鸡台墓地的?何尊出土地究竟在哪里?
如前所述，从地域上看，斗鸡台就是贾村塬的南沿，为贾村塬之阳坡。贾村镇在斗鸡台正北，距斗鸡台五公里，在历史地理概念上是同属一个文化区域;从党玉琨当年盗掘斗鸡台墓葬的背景来看，盗掘用时长达6个月，日上民工有时达千人，这些民工主要来自斗鸡台周围二三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部分来自岐山和凤翔县。
我们调查中，发现斗鸡台所在之戴家湾村以及附近之冯家崖、蟠龙、广福、贾村、金河等村子70多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都被党玉琨拉去挖过宝。这中间，尽管党玉琨当时防范措施十分严密，但这样大的盗掘场面，难免所挖出的文物被挖宝的民工私下藏匿或转移。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时确曾发生过。当年有一个叫杨冬满的民工，就曾被党玉琨怀疑有偷盗文物的行为，而被党玉琨下令活埋了。所盗宝物被“土匪”哄抢的事也发生不曾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何尊完全有可能最先出自斗鸡台墓地，被贾村镇挖宝的民工偷回后埋藏，1963年被挖出。否则，这样一件重要器物，怎么会出在一个既不是墓葬，又不像窖藏，且又不是什么遗址的地方。我们和陈湖谈及这个问题时，他先是不语，后来才说道，前几年村上曾有类似的传言，如说这不是从他们家挖出的，是他老四从宁夏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军医手里弄到并带回家的。这不对，是他老四从后院挖出是事实。但对我们的推测，因其父辈已经去世多年，他们对此也说不清。不过参加挖宝的老人认为这种推断很有可能，因为挖宝时间那样长，群众都是被迫征派去的，不可能和党拐子一条心，党拐子虽然看守得很紧，但那样大的场面，几个看管不可能一直盯在一个地方，加上那里地形又多沟壑和断垅，趁监工头不在场时，把挖出的宝物转移，贾村距戴家弯又很近，挖宝的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再择机拿回家完全有条件。如是这样，这件国宝幸亏被当时的挖宝群众转移才得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挖宝的群众在不知不觉中为保护这件国宝立下了汗马功劳。否则，它将和其他宝物一样的命运，如今不知落入何方!为此，我们认为，何尊应当出在斗鸡台墓地比较符合情理。
春兰 1529014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