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钱币上满文汉文对照表清朝钱币满文释读

清朝时期商业繁荣，在东北主要发展土特产人参交易，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8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15座；在长江以南，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此之外，浙江的乌青镇、濮院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震泽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相当兴盛。旧城市的发展和新城市的兴起，是清朝城市发展的两大特点，当时天津已拥有70万人口，广州城内居民有90万，珠江上的帆船经常有5000多只。从商品销售来看，全国茶叶销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万引，增加到49.6万引，40年增长2倍；食盐销量，公元1653~1733年，收376.2万引，增加到523.4万引，80年间增长近40%；全国丝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担，增加到8560担，增加近30倍。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清朝的对外贸易规定是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船只可以自由贸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征收税银，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首先在货币外流方面。清朝的货币在对外方面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国同国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钱币很正常地流出到国外；另一种是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而造成的钱币流出国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ㄨㄚ、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 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 　

　清朝时期，社会上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发放高利贷．就是围绕货币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经出现了早期银行的各种形式，这些票号经营兑换业务，发放贷款等，货币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工具。

    清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法是发放高利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以工抵债”，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广西有一农民，借地主高利贷白银五两四钱，但结局更惨，因无钱还债，这位农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准折为奴”，但仍还不清债，积欠本息白银变成五两六钱，地主索债，强迫这位农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准折为奴”。除此之外，农业高利贷，还以“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来剥削农民。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印子钱”。据《清史稿·张照传》记载：“民间贷钱征息，子母相权，谓之‘印子钱”。

  在我国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资本的发展，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单位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他们经营着各种业务。

　　钱币汇兑业务，这是今天各家银行普遍办理的一项主要业务。“汇兑”，在我国唐朝叫“飞钱”。在我国清朝，汇兑业务大权没有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及美国商人手中。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看出，我国清朝时期的广州，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广州和英国伦敦之间的汇兑业务，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业务；18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我国广州向英国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110多万两，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出的汇票，增加到250万两左右。后来，美国商人也参加进来，在我国当时的广州，也大力开办汇兑业务；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国商人带到我国广州来的汇票达248万元，公元 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货币放款业务，这种贷款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重中之重的一项业务。这种放款业务，在我国清朝时期，它不是中国人向自己的中国商人放款，而是英国的商人向中国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国商人收取高额利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英国商人大约在17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商人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是为了鸦片走私，是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史书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为了支持中国鸦片经纪人走私，经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 20％，最高的达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统计，中国行商累积拖欠英国商人借款380万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万元，其余200万元，都是英国商人计算变利，用“息变本，本再生息”的办法滚上去的。

　　货币承兑汇票业务，承兑汇票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都在办理的一种业务。这种承兑汇票业务，是由付款商人开出汇票，交给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领取现款，但付款商人必须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承兑”现款的“承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在对付款商人付出现款进行“承兑”、“承诺”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国商人，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货款，就曾经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账房，以向英国伦敦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中国的另一个商人黎光远，欲从印度购进棉花，但是没有钱，只好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房，以向孟加拉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

　　中国人办货币汇兑业务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晋商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了一家“日升昌票庄”，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日升常颜料铺”。而中国人办银行业务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国上海成立“钱业公司”，或者叫“钱庄”；“钱庄”就是银行的初级阶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我国香港和广州设立了“丽如银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这家银行又在上海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

　　官银钱号是清朝初年朝廷官办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元1662 年—1735年期间，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搞起来的，起初叫“官钱局”、“官钱铺”。当时主要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铤，后来慢慢扩展到经营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兑、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票号是清代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当时，有的人管它叫“票庄”、 “汇号”、“汇兑庄”。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名后组建日升昌票庄，这可能是清朝时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第一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县，又有不少商人集资开设票号，从此，票号这个行业，变成了山西人的独占，所以人们又统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有独资的，也有合伙出资的，资本金从几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票号行业一般存储在总号，各大城市再设分号，但不另给资本金。山西票号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有30多家，在各省设立的分号有许多家，后来，在日本东京、还有新加坡，都设有分号。我国清朝的票号，信誉很高，内部管理严格，严守秘密，所以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钱，存放在票号里；票号也发放贷款，主要对象是钱庄、典当、富商，对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则不发放贷款。

　　钱庄是我国清朝办理货币存放、汇兑的一种信用机构。它是从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慢慢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都叫“钱庄”；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 地，叫“银号”、“钱铺”；徐州、汉口、重庆、成都也有叫“钱庄”的，也有叫“银号”的。在鸦片战争前，钱庄可以签发“庄票”，上海商人在购买豆、麦、棉花、棉布时，用“庄票”支付货款，“庄票”可以收划银钱，实际在市场上和货币一样，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清朝钱币的铸行 　

　清朝自从努尔哈赤称国号为金于东北，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满族长居在东北长白山地区，世代以畜牧渔猎为生，并与当地从事农耕的汉人相处融洽，这时努尔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过不断的兼并争斗，势力遂渐强大，终于统一了满族各个部落，并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称天命汗。并铸行钱币，共有满文，汉文两种，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此钱依老满文写成，读法由穿左读起，至穿右，再上下读。方孔圆钱型，仿明小平钱，铜色赤暗，铸工较劣。汉文钱“天命通宝”与“天命汗钱”同时开铸，钱文直读，钱背无文，书法较差。由于当时满人多不用钱，得到钱后，大多用作装饰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据说可避刀枪，以至后代铸钱时，分发给士兵佩带，直到顺治，康熙时仍有这种情况。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其他几位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元年铸行满文钱“天聪汗钱”，依老满文写法，背文仿明“天启通宝”大钱，在背穿上或穿左铸满文“十”字，穿右书一两。有粗字，细字二种，此钱传世不多，较为罕见，而其中以细字者最少，为极罕见品。当时满清所管辖的满蒙部落，大都不用钱，而是以畜牧多少计算财富的，市场上也以物易物，有钱也视同玩物。使用钱的大都是从华北一带移居到关外的汉族农民，也是以耕地为生的，用钱也不迫切。努尔哈赤父子战领辽东后，这些汉人被满族贵族归为佃农或成为奴役，钱的使用更无关轻重。其实迫切需要钱的是商人，但他们人数上不多，经营上也不受满人重视，所以“天命”“天聪”两代铸钱，政治上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上的需要，所以数量少，流传不广，是正常的。 

　　公元1644年，清军攻入关内，清爱新觉罗·福临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顺治，成为清世祖。在北京设铸钱局铸钱，于工部、户部开设宝源局、宝泉局，后随着天下统一，在各地开钱局，并铸“顺冶通宝”。在清军刚入关时，充许明钱流通，但不久即严禁使用明钱及其它古钱，独行清钱。顺治年间对制钱成分有明确规定，即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为合金，称之为“黄铜”，一千铜钱称为一串，年铸一万二千串称为一卯即每开一期的额定数称为“正卯”，正卯以后凡有加铸数称为“加卯”。顺治钱制形式未能统一，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在钱币界享有盛誉的“顺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钱式，面文“顺治通宝”，皆为光背无文。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应关内群众的需要，也便于新旧钱之间的兑换。 

　二是仿会昌开元钱制，钱背文纪地纪局。如“户”“工”为宝泉、宝源泉两局所铸。其它有“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江、蓟、广、陕、云”等。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钱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所以有的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其中“延”、“宣”、“蓟”，存世甚少，极为罕见。 　

　三是权钱钱也叫一厘式钱，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边铸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种少了“延、西、荆、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权银，一文铜钱折银一厘，一千文铜钱值银一两，此钱从顺治十年时铸行，到十七年停铸。各局所铸不尽相同，大小轻重有变化。 　

　四是满文钱，面文为“顺治通宝”汉文，背文则用新满文，穿左右满文为“宝泉”或宝源,规定每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铸钱，因此仅在北京铸行。 
　　五是满汉文钱，面文“顺治通宝”汉文，背文纪局名改为穿左为满文钱局名，穿右为汉文钱局名，顺治十七年，户部商议决定重开各省钱局，除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仍为满文钱局外，其它各省钱局所铸钱背文都为满汉文钱，共有十二局：即“临、宁、原、宣、同、江、东、河、蓟、昌、浙、陕。”此种钱式制作较好。铸量最多，存世也较多。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继位。只保留户部宝泉局和江南省江宁局铸“康熙通宝”制钱，其余各局停铸。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复铸行，此后又相继停铸行。康熙通宝钱铸行时间长达六十年，铸量较多，但版本较简单，北京宝源，宝泉两局沿“顺治通宝”满文钱式，背文满文，其它各地钱局所铸，背文满汉文局名各一字，民间为方便记忆把这钱钱局名串成了一首诗“同福临同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西”两种，但数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宝钱有大小两种，重量也有变化，起初每文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减为一钱，四十一年时又改回一钱四分，并规定每千文兑银一两。同时推出一种轻钱，每文重七分，千文兑银七钱。促使铜钱重量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维持一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规定，此规定创于元朝，经明朝，民间已习惯，到了清初时，因为每年白银输入量增加，银价下降，同时铜产量浙减，而铜价不断上涨，钱价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钱价上涨而相对减少，购买力同时下降，生活成为问题。政府也因为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钱价，使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解决生活问题，使社会稳定。二是对付私铸，顺治康熙两朝，因内战不断，铜的生产运输都成问题，民间缺铜，供不应求，销钱为器是有利可图的，政府虽一再规定严禁，但因有利诱，仍有铤而走险之人，每年毁于私铸的数以万计，影响很坏，而私铸情况就更严重了。清政府虽用严刑厉法对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政府一方面严令二品以下官员不得私藏铜器，各寺庙不得铸造铜像及法器，同时增加钱的重量，使私商无利可图。又铸造轻钱，使老百姓方便周转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为人口增长加速，生产增加则有限，物价无法降低，农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强温饱而已，但凡遇到天灾人祸，便难以维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则康矣，熙则未必”，生产上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便不能增加，仅仅依靠平抑物价等手段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时的清政府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用增加减少钱的重量以抵制私铸。

清朝钱币上满文汉文对照表：一个字是宝，另外一个代表地域，如四川就是宝川局，苏州就是宝苏局

对照上面的满汉文表，此枚铜钱为宝福局缘计重钱

咸丰重宝 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