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红木家具三大流派浅析

中国传统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达到了顶峰，政治、经济、文化都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家具制作也进入全盛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明清家具日渐完美，形成了中国家具史上的高峰。

在明清家具的全盛时期，家具制作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行业之一，全国各地都纷纷开设有家具作坊从事家具生产，其中既有应日常生活之需，以柴树和杂木为材料，造型与工艺都较为随意的民间实用性家具。也有为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以黄花梨、紫檀等优质硬木为材料，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经典家具作品。各地域之间也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家具风格体系，如苏、广、京、晋、宁、鲁、扬、闽等家具流派。其中最具有影响力，而且代表中国传统家具最高水平的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来自诗意江南的苏式家具、岭南地区的广式家具、皇室宫廷的京式家具。这三大流派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融合其它流派之所长，将中国传统家具艺术推向全盛，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家具制作影响深远，本文下面将针对这三大家具流派予以浅析。

文人性情苏式家具

苏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生产的家具。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用料名贵、结构科学、造型典雅、尺寸合理而著称，是明代家具风格的塑造者和主流，常说的明式家具实际上从渊源上来说都是源自于苏式家具。

苏杭自古繁华，到了明朝中期随着赋税制度的革新，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社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秩序安定，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江南的苏、松、嘉、湖、杭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蚕桑丝织，冶金瓷器等手工业极度兴盛，市场商业高度繁荣，这种

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这片诗情画意水土孕育了无数个性鲜明，思想自由的文人雅士。众多外乡的文人墨客也纷纷移居这里，一时文人名士荟集，也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很多学派也如雨后般的春笋，破土而出，江南著名的吴门画派、乾嘉学派、泰州学派等就诞生于此时期，这种大背景下苏式家具流派也应运而生了。

明清时期，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修建园林，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其数量为全国之首。中外闻名的拙政园、留园、退思园等都在这一时代建造的。这些文人雅士们追求超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诗画。家具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而且是点缀居室空间的重要物品，自然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格外关注。这些文人士大夫通常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在家具定制的过程中或者是亲自绘图造型，或者是全程参与监制，甚至还有人专门针对家具著书立说进行研究分析。因此，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禅宗的见性明心和道家道法这些思想，自然就融汇进入了苏式家具的体系，使苏式家具饱含文人性情。苏式家具之所以木秀于林，流行数百年，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这一点也是苏式家具的精髓所在。现在有一些模仿和仿制苏式家具的，往往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就是因为缺少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自身修为的不足。

苏式家具造型简约大方，线条流畅，尺寸合理，在设计上吸收了宋代家具风格。在用料上主要以黄花梨、紫檀、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木材为主，这些木材坚硬质密、色泽独特、纹理优美。江南地区本不生长此类木材，这些木材大多是通过海上贸易所得，可谓来之不易，所以工匠在施工过程中都精打细算，慎之又慎。设计者们往往首先根据木料的大小，顺应木材的形状，合理的设计出相应的家具造型，做到木尽其用，长此以往，就养成了一种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这是使苏式家具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体形比较大家具中制作中，为了节省材料，则通常采用包镶作法，他们常常以杂木为内部框架，外面镶嵌硬木薄板。这种做法看似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实则非常耗时，对工匠的手艺经验也是极大考验。因为木性不同，杂木和硬木在结合时缝隙容易显露，影响美观，所以对工匠们的斧工、凿工、刨工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另外，杂木容易扭曲变形，需要对其进行浸泡，蒸干等繁杂的工艺方能使之与硬木结合，以此来减小误差，力求合缝严紧，不露痕迹。通常他们巧妙的将缝隙留在家具的棱角部位，粘合好之后再进行抹棱去角，变得圆润光滑。实际上苏式家具不论在棱角、部件截面、局部图案，都进行了打磨处理，所谓的“明圆清方”便是这样出现的。这些家具的缝隙如不细细观察，亲手抚摸是很难发现的，还以为是一木所制是“天成之器”。这样一来家具的线条就变得明快流畅，优雅自然，这都有赖于苏家具制作者的超人智慧。

苏式家具风格简约清秀，注重注入文化内涵，气韵高雅，一般没有太多的雕刻修饰。修饰手法也通常以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为主，其内容题材大多都是字画、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人物与瑞兽为主。其次是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珠、龙风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使用，大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常用的镶嵌材料多为玉石、象牙等名贵材料。

从明代后期一直到清朝，中央政府都屡次颁布禁海令，致使苏南地区的本来就来之不易的硬木资源严重缺乏。明亡清兴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迎合上层社会骄奢的心理，家具的造型和装饰急速向富丽，繁缛，重其外表而轻内涵气韵的方向发展。到了清朝康乾年间，由于主客两方面因素苏家具急剧衰落，能进入宫廷官宦之家的家具越来越少。为了寻求市场的需求，苏式家具逐渐转向普通家具市场，不得不吸取广式家具风格，被迫“转型”，于是有了“广式苏作”之说，从而形成了清代苏式家具风格，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取得市场，也让苏式家具得以走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普及起来。虽然苏式家具失去上层社会的宠爱，但其高雅的气韵和浓厚文化内涵一直为世人所推崇，所以苏式家具不再限苏南地区，在全国各地都其继承和学习者。

广式家具是指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形成于清代中期，其用料奢华、体质厚重、雕刻繁缛，在清代中后期迅速风行起来，形成一种潮流，成为清代家具的重要风格之一。

广州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广式家具在清代中后期成为家具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广州位于珠江口，滨临南海，是天然的优良港口，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港埠和通道。东南亚各国盛产优质木材，木材外贸在这些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很大比重，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的进入广州，客观上为广东家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得广州的家具制造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起来，另外，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海禁更加严厉，乾隆年间正式发布谕令，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样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所以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涌入广州，当时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便在此时形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在广州发生了大规模地碰撞，迅速吸收和融合，由广州得“风气之先”并逐渐传至全国。

广式家具在用材上不吝奢华，造型厚重，出现了很多用料清一色，一木所制的家具，这就是著名的“一木一器”。广式家具还追求木性、木色一致，各种木料互不掺用，而且很少使用漆料，让天然树纹充分显露，显得豪奢大气。

之所以说广式家具得“风气之先”，是因为广家具在造型上大量的吸取了西方的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源自法国宫廷，是一种华丽雕琢，纤巧繁琐的艺术样式。当时广州城内西式建筑、钟表、珐琅器、天文仪器等西洋文化元素应有尽有。引发国人浓厚的好奇心，权臣贵族们纷纷以拥有西洋器而自豪。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广式家具在造型、结构和装饰上都不由自主的吸取了西方元素，其造型标新立异，千姿百态，有的甚至直接取材于西洋式建筑结构。

广式家具在装饰雕刻手法上也呈西化的倾向，每一件高档广式家具都极尽修饰之能事，无不精雕细刻。尤其是装饰图案，追求华丽、豪奢，较之西方洛可可风格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将雕刻手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立体雕等等全都排上用场。雕刻面积与纵深程度较之苏式家具大为增加，凡能游刃处，皆以下刀。就雕刻技艺而言，广式家具绝对独领风骚。另外，广式家具中还有一项技艺也堪称一绝，那就是“镶嵌”，镶嵌本来在苏杭手工业等领域都十分流行，但为了追求一种绚丽色彩美感，广式家具将镶嵌技艺发挥到了极致，镶嵌材料繁多，超乎想象，大理石(云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银、黄杨木、象牙、琥珀、玻璃、油画等均在其列。这些镶嵌作品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大理石插屏，广式的大理石插屏一般屏体和底座可以分离，底座自然多饰雕刻，屏体多以硬木为框，中间用一块纹理优美的大理石镶嵌，这种做法成为我国家具装饰艺术中珍贵的遗产。

另外，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也非常丰富，运用了很多西方文化元素。例如西番莲花纹就是一种外来纹饰，它的叶子和花朵与中国牡丹相似，生有藤蔓，它的特点是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可以根据不同器形而让藤蔓随意延伸。西番莲花纹与苏式家具传统的缠枝莲纹样有很大不同，成为区别广式家具和苏式家具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广家具也有相当数量的传统纹样，如植物类有松、柏、竹、兰、梅、菊、葡萄等，动物类有鹤、鹿、羊、龙、蝙蝠、鸳鸯等，还有一些云纹、夔纹、海水纹等。传统纹饰里竹节与梅花的出现频率较高。

广式家具的大气和豪华，倍受清代皇室的偏爱，为满足皇室生活需要，除了以贡品的形式引入广式家具外，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广木作”，专门承担木工制作。造办处大量招募广作硬木工匠轮班进京，这就是京式家具流派形成的前奏。由于上层社会的青睐，它在清中期开始取代苏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清代家具的代表，其出口范围、数量以及名声都远远超过苏式家具。从艺术角度与整体来看广式家具，它虽有别于苏式家具的正统淳朴，但广式家具能在结构上保留传统的优良工艺，又能在形式上吸收西方华丽的装饰风格，在应用功能上也勇于创新，从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广，所以广式家具也是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所谓的京式家具是指北京地区上层社会的家具，即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在京制造的家具，以黄花梨、紫檀、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京式家具造型线条遒劲，大开大合，豪华尊贵，气韵庄严，带有典型的皇家风格。

在明清时期北京附近，如天津，河北等地本来也有很多家具制作作坊，但受经济、地理等客观因素制约，都是生产一些柴木家具或材质粗劣的低端产品，而真正京式家具是在清代产生的。明朝覆亡时紫禁城遭到了严重损坏，皇宫内陈设的家具器物自然也难免浩劫，满清入主以后，便大修宫室、园林、添置家具器物，在这方面清政府可谓竭尽财力，皇室贵族们也开始相互攀比。初期清政府沿袭明朝旧制从苏州采办家具，但随着广式家具兴起，很快得到清室的垂青。从乾隆年间便开始放弃了苏州，到广州采办，但是广州到北京距离遥远，采办的进度远远不能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清宫的造办处下设制专门造家具的机构，开始招募苏广地区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专事木作，从广东沿海输送上等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以备其用，在苏广两式家具艺术交融下，京式家具流派的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清代宫廷御用家具，材料与费用均出自于政府财政，其用材既有明朝遗存的旧料，也在海外积极采购，另外还有民间的收纳进贡，材质都精良无比。现在从故宫博物院里的家具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用料不厌其精的特征，有些家具上面镶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货真价实。

因京式家具是在苏广两式的交融下产生的，所以京式家具风格介入苏式和广式之间。但这并非是指京式家具继承了苏广两式优秀的基因而超越苏广，实际上作为宫廷家具，京式家具风格一方面普遍学习苏式简约之风和广式华丽之气，另一方面还是逐渐向追求富丽豪奢的皇家风范发展，在皇权尊严的潜意识下，京式家具也带有骄矜，奢靡的习气。

但是，京式家具在法度严谨和整体协调性上是其它家具流派不能企及的，在严格的封建纲常礼制下，造办处出品的家具，其尊卑之别，主次之分，大到套装类，小到一件家具的型制修饰都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家具还与清宫的建筑、藻井、窗饰等宫廷陈设都保持着高度协调。现在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乾隆时期家具大部分出自造办处，是最正统的京式风格，其法度之严谨，整体之协调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饰方面，京式家具与广式风格相差无几，但其用材和内容有所不同，其装饰材料偏于更名贵的，金、银、玉、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力求显示宫廷家具的尊贵，异于民间之物。其修饰内容风格独具，它多采自殷商青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常用的纹饰是象征天子身分的图腾，夔龙、夔凤、蟠纹、螭龙纹，以及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纹等，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古朴典雅，肃穆高贵是京式家具的重要闪光点。

清朝晚期，皇室衰微，京式家具制作数量明显减少，现存的京式家具原件多为乾隆至道光年间作品。清亡以后，故宫再次遭到破坏，这些家具散失到寻常百姓家后多因保管不善，很多已损毁和外流，现存不多。民国年间一些京派旧匠虽然有技艺，但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以杂木冒充；民间庸工们更是胡来一气，所以民国年间的京式家具已经京味全失了。

京派家具以宫廷家具为主，派生于苏广两家，继承了这两流派的大部分工艺手法，并且有所发展，尤其是在修饰上更加正统，注重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把多种工艺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过于富丽豪华，骄矜自傲，但我泱泱中华，自古就威服四邻，德化八方，京式家具作为统治阶层的御用器具，含有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是难免。

行文至此，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已粗略介绍完毕，历史长河一刻不停的滚滚向前，日新月益，当代的传统古典家具，多已不限地域，不拘流派，形成了流派的大融合，一场新的古典家具改良变革在市场经济的酝酿下正在悄然进行。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古典家具仍然还在“后明清时代”，并没有脱离明清范畴。市场上有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创新，实际上已背离明清古典家具的精义，带有不今不古、不伦不类的世俗之风。对于传统家具的改良创新都需要在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内涵、基于独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修为之上，方能推陈出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议传统古典家具研究与制作者们，最好亲自参与家具制作，从实践中体验传统家具的韵味和乐趣，希望我们一起能够重塑中国传统家具的辉煌。